第五篇 中世紀之武人時代（1192—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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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朝議拒絕，遣使出境。
蓋日本皇族，自謂至上至尊天照女神之胤，國王向以天皇自尊。
蒙古書中，稱以“日本國王”，而自謂“蒙古皇帝”，日本承諾，則天皇與臣服蒙古之高麗國王相等，豈其所願乎？又其時幕府方強盛，将士能戰，自不為兵威所懾；而蒙古起于荒漠，未娴禮義，日本自不願為之臣屬。
一二六九年，使者又至，東渡對馬，日人拒而不納；乃執二人而還，送之燕京。
世祖待之甚厚，示以宮室之高巍，侍從之衆多，府庫之殷實，以為若此可不戰而臣服日本；因诏還之。
逾年，複使趙良弼偕高麗使者至日，緻書日皇，書中又雲：“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圖之！”朝議答書，草示鐮倉；将軍不可，令逐良弼。
明年，日本使者至燕京，中有前此放歸之二人。
其來也，将以偵伺蒙古軍隊，而為戰守之備。
世祖已知其情，從許衡之言，示以寬大。
于是日人深知蒙古能戰之士，皆為騎卒；日本孤立海中，風濤險惡，非大舟不能東渡；而蒙古時無水師，騎兵無所用之；創設海軍，尤非旦夕所能；因有所恃而無恐。
當是時，日本之高僧，數言“皇天震怒，罪此下民，苟無内亂疾疫，則有外來寇患”。
先是，十二世紀之末，日本有寺一萬七千，教徒四百七十餘萬，約占全國人口十分之一。
及是，佛寺增至七萬二千，信者約三千萬人。
預言既出，人心惶恐，佥指所謂患者，應在蒙古，舉國上下，積極備戰。
鐮倉将軍，精選壯士；關東武人，日習武藝；朝臣則減削費用；人民則樂輸賦稅。
蓋值北條氏盛時，上下一心，故各事易為。
既而良弼又至，皆不報答，世祖震怒，诏高麗造軍艦千艘，聚兵四萬，貯積軍糧，以備東征。
國王得诏，上表陳情，極言國用匮乏，不能應命，辭極悲苦。
世祖不許，遣使者監工，克期制造。
國王不得已，重稅人民；民多流離，疾惡蒙古甚于日人。
一二七三年，世祖遣兵五千駐于高麗，将征日本。
會高麗大饑，軍需不敷，其明年，始大舉出發，共舟九百艘，載蒙古兵二萬五千，韓兵一萬五千；舟子九千，皆高麗人也。
舟至對馬，進攻陷之，屠戮壯丁，污辱婦女，殺及老幼。
敗報傳至，人心益懼，将軍乃命全國備戰，其故違者，殺之無赦。
既聞屠戮之慘，将士益憤，各有戰死之心。
就軍隊而言，日本戰士，勇猛與蒙古相等；惟無陣法，各手弓矢長戟短刀以禦敵。
且其時蒙古已有火器；鏖戰竟日，日軍勢敗，将退守要害，而援軍大至，蒙古兵不能登岸。
及夜，日人駛駕小舟，往來攻擊。
而蒙古兵因高麗水手，謂飓風将至，遂退。
此役也，蒙古兵卒，死者一萬餘人。
惟非戰敗，乃多死于舟破耳。
蒙古兵退朝鮮，奏謂大捷，因矢盡退還。
世祖信之，以為日本必有所懼，将不戰而服；遣杜世忠等，招日本國王往朝；令臣屬中國，如高麗例。
鐮倉輔臣北條時宗執而斬之，懸首于市。
全國上下，益節費用；練重兵，聚軍糧；且造小舟，輕便靈巧，以備潛攻。
世祖聞使者被殺，複诏高麗造艦千艘，練兵二萬。
蒙古兵在半島備東征者，數近五萬。
時蒙古亦已滅宋，世祖因命範文虎于南方召募水軍，制造臣艦，其大者駕駛水兵至三百人之多。
诏以阿剌罕、範文虎為大将，率兵十萬，征讨日本。
既而阿剌罕病不能行，以阿塔海代之。
一二八一年，大軍十萬，自福建東渡，約會高麗艦隊，同時進攻。
會途中遇風，南方艦隊後期而至。
高麗艦隊，攻擊對馬等地；日軍數戰不利，益征兵于諸郡。
時值五月，天氣炎熱，蒙古兵卒死于舟中者，三千餘人，而援兵不至，遂退高麗。
既而南方艦隊，薄近海岸；日軍環岸拒守，凡四十萬人，身冒矢石，前仆後繼，絡繹不絕。
元軍因不能登岸，百戰百勝之騎兵，遂無所用；加以大艦，重載軍需，行轉不便。
入夜則日本島民，辄駕小舟，往來襲擊。
蒙古軍苦之，因聚衆艦，鎖以鐵索，然進攻益難。
俄而飓風卒至，波濤騰空，樯折舵摧，船身漂蕩，率觸礁石，破碎沉沒，大将範文虎等擇堅舟先遁，棄士卒不顧。
數日風止，兵卒方伐木作筏，為西歸計；而日人來襲。
餘衆氣沮，力不能戰，遂遭屠殺，或俘虜，得生還者三人而已。
據生還者言，水兵固不聽節制，有逃亡者。
世祖憤甚，議更東征；會用兵于南方，群臣又谏，乃止。
蒙古自成吉思汗起兵，四出征讨，威及歐洲。
迨至世祖，改國号曰元，并吞中國，可謂極盛時代；竟挫于蕞爾之日本。
此雖飓風作祟，抑别有故焉，當略述之：（一）蒙古之能戰者多為騎兵。
騎兵戰于廣漠之場，可以縱橫馳騁；今困于舟中，失其憑依，自無由逞其威武，故雖十萬之衆，除騎兵外，戰鬥力甚薄弱。
而日軍應戰者有四十萬之衆。
就人數而言，以一敵四，豈能必勝？況以客軍孤立海中，主客之勢，既不相如，攻守之利，自相懸絕。
（二）蒙古之滅宋也，宋人力戰，死者甚衆。
今其水手乃江南遺民，未忘國恥，豈肯為敵盡力？如《元史》所載：“水手總管等，不聽節制，辄逃去。
”良非虛言。
方當出兵之時，世祖召大将語曰：“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
”既知不和，而又遣之，宜其敗也。
（三）蒙古軍隊，極其殘酷，所在焚劫，辱人妻女，一二七四年之戰，日人已深銜之矣。
今戰争不力，則國破家亡，如此慘禍，深印入将士之心，故無不力戰者。
又值佛教正盛，舉國信仰，自上皇以及朝臣，争羅僧徒，日夜祈禱。
思想簡單之武人，固謂佛助之矣，因有所恃而不恐。
（四）高麗為蒙古所威脅，國内空乏，人心未服。
世祖诏令造艦，聚兵集糧，又值歲歉，賦稅奇重，人民散離，其從征士卒，願力戰乎？就地勢而言，高麗日本，僅一水之隔，自昔親善；一旦伐之，因而戰勝，且贻後日之憂。
故高麗遣軍助戰，攻破對馬，屢敗日軍，終托故而返。
方元兵之來侵也，龜山上皇禱于神宮，祈以身代國難。
自朝廷以及民間，無不拜佛，借求援助；各地寺僧，誦經念佛，鐘鼓之聲，徹夜不絕。
迨大風破沉元艦，僧徒謂由祈禱之虔，收為己功；朝廷因賜以土地，日益富盛；鐮倉将軍，且建築大寺以答神贶，以至鑄造鐘像，金銅缺乏。
至于将士，效死殺敵，反無賞賜及增加采地。
蓋戰敗元兵，非若源氏之滅平氏，可以奪其土地，分賜将士也。
但自元使來後，迄于戰事之起，戰士日習武藝，所費不赀。
戰勝之後，将軍懼元人報複，令兵嚴防不懈，所耗尤多。
其為守護及地頭者，益借權勢，管治其地，民衆怨憤，北條氏之勢漸衰。
又其輔政者，年少無知，政權因歸于師傅家臣。
當是時也，日本政治之組織，亦雲複矣。
将軍奪天皇之權，北條氏奪将軍之權，北條氏之家臣，又奪其主之權，内部日形分散，又與朝廷争權；天皇朝臣遂共謀之。
先是，八十八代後嵯峨天皇，相繼立其二子後深草天皇、龜山天皇；因偏愛龜山，诏定永以其後為嗣。
及龜山天皇讓位其子，後深草上皇不服，訴于北條時宗。
時宗利皇族分離，因立其子為儲貳。
時宗殁後，龜山一支，有以背上皇遺诏切責關東者。
北條氏乃調停其間，定兩統疊立之議，以十年為互讓期；兩統嫉惡益甚，朝權日微。
北條氏又分藤原氏為五家，令疊為關白以分其勢；任罷之權已操于鐮倉，欲為攝政者，無不逢迎其意。
但久于位者，非鐮倉之利，在位遂不能久。
于是藤原氏以雖為關白，不能有為，惡鐮倉日甚。
會北條高時輔政，耽于酒色，畜犬噬人，賄賂公行，聽訟不公，将士遂紛紛據邑以叛。
後醍醐天皇 一三一八年，九十六代後醍醐天皇即位，時年三十有一，慨皇室之衰微，隐謀恢複。
會高時失政，天皇陰遣親臣二人，遊曆諸郡，審察形勢，密誘将士。
既而事洩，高時議廢帝；天皇賜以誓書，乃止。
會皇太子死，天皇欲廢兩統疊立之議，而立己子；高時固執不可。
天皇
蓋日本皇族，自謂至上至尊天照女神之胤，國王向以天皇自尊。
蒙古書中，稱以“日本國王”，而自謂“蒙古皇帝”，日本承諾，則天皇與臣服蒙古之高麗國王相等，豈其所願乎？又其時幕府方強盛，将士能戰，自不為兵威所懾；而蒙古起于荒漠，未娴禮義，日本自不願為之臣屬。
一二六九年，使者又至，東渡對馬，日人拒而不納；乃執二人而還，送之燕京。
世祖待之甚厚，示以宮室之高巍，侍從之衆多，府庫之殷實，以為若此可不戰而臣服日本；因诏還之。
逾年，複使趙良弼偕高麗使者至日，緻書日皇，書中又雲：“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圖之！”朝議答書，草示鐮倉；将軍不可，令逐良弼。
明年，日本使者至燕京，中有前此放歸之二人。
其來也，将以偵伺蒙古軍隊，而為戰守之備。
世祖已知其情，從許衡之言，示以寬大。
于是日人深知蒙古能戰之士，皆為騎卒；日本孤立海中，風濤險惡，非大舟不能東渡；而蒙古時無水師，騎兵無所用之；創設海軍，尤非旦夕所能；因有所恃而無恐。
當是時，日本之高僧，數言“皇天震怒，罪此下民，苟無内亂疾疫，則有外來寇患”。
先是，十二世紀之末，日本有寺一萬七千，教徒四百七十餘萬，約占全國人口十分之一。
及是，佛寺增至七萬二千，信者約三千萬人。
預言既出，人心惶恐，佥指所謂患者，應在蒙古，舉國上下，積極備戰。
鐮倉将軍，精選壯士；關東武人，日習武藝；朝臣則減削費用；人民則樂輸賦稅。
蓋值北條氏盛時，上下一心，故各事易為。
既而良弼又至，皆不報答，世祖震怒，诏高麗造軍艦千艘，聚兵四萬，貯積軍糧，以備東征。
國王得诏，上表陳情，極言國用匮乏，不能應命，辭極悲苦。
世祖不許，遣使者監工，克期制造。
國王不得已，重稅人民；民多流離，疾惡蒙古甚于日人。
一二七三年，世祖遣兵五千駐于高麗，将征日本。
會高麗大饑，軍需不敷，其明年，始大舉出發，共舟九百艘，載蒙古兵二萬五千，韓兵一萬五千；舟子九千，皆高麗人也。
舟至對馬，進攻陷之，屠戮壯丁，污辱婦女，殺及老幼。
敗報傳至，人心益懼，将軍乃命全國備戰，其故違者，殺之無赦。
既聞屠戮之慘，将士益憤，各有戰死之心。
就軍隊而言，日本戰士，勇猛與蒙古相等；惟無陣法，各手弓矢長戟短刀以禦敵。
且其時蒙古已有火器；鏖戰竟日，日軍勢敗，将退守要害，而援軍大至，蒙古兵不能登岸。
及夜，日人駛駕小舟，往來攻擊。
而蒙古兵因高麗水手，謂飓風将至，遂退。
此役也，蒙古兵卒，死者一萬餘人。
惟非戰敗，乃多死于舟破耳。
蒙古兵退朝鮮，奏謂大捷，因矢盡退還。
世祖信之，以為日本必有所懼，将不戰而服；遣杜世忠等，招日本國王往朝；令臣屬中國，如高麗例。
鐮倉輔臣北條時宗執而斬之，懸首于市。
全國上下，益節費用；練重兵，聚軍糧；且造小舟，輕便靈巧，以備潛攻。
世祖聞使者被殺，複诏高麗造艦千艘，練兵二萬。
蒙古兵在半島備東征者，數近五萬。
時蒙古亦已滅宋，世祖因命範文虎于南方召募水軍，制造臣艦，其大者駕駛水兵至三百人之多。
诏以阿剌罕、範文虎為大将，率兵十萬，征讨日本。
既而阿剌罕病不能行，以阿塔海代之。
一二八一年，大軍十萬，自福建東渡，約會高麗艦隊，同時進攻。
會途中遇風，南方艦隊後期而至。
高麗艦隊，攻擊對馬等地；日軍數戰不利，益征兵于諸郡。
時值五月，天氣炎熱，蒙古兵卒死于舟中者，三千餘人，而援兵不至，遂退高麗。
既而南方艦隊，薄近海岸；日軍環岸拒守，凡四十萬人，身冒矢石，前仆後繼，絡繹不絕。
元軍因不能登岸，百戰百勝之騎兵，遂無所用；加以大艦，重載軍需，行轉不便。
入夜則日本島民，辄駕小舟，往來襲擊。
蒙古軍苦之，因聚衆艦，鎖以鐵索，然進攻益難。
俄而飓風卒至，波濤騰空，樯折舵摧，船身漂蕩，率觸礁石，破碎沉沒，大将範文虎等擇堅舟先遁，棄士卒不顧。
數日風止，兵卒方伐木作筏，為西歸計；而日人來襲。
餘衆氣沮，力不能戰，遂遭屠殺，或俘虜，得生還者三人而已。
據生還者言，水兵固不聽節制，有逃亡者。
世祖憤甚，議更東征；會用兵于南方，群臣又谏，乃止。
蒙古自成吉思汗起兵，四出征讨，威及歐洲。
迨至世祖，改國号曰元，并吞中國，可謂極盛時代；竟挫于蕞爾之日本。
此雖飓風作祟，抑别有故焉，當略述之：（一）蒙古之能戰者多為騎兵。
騎兵戰于廣漠之場，可以縱橫馳騁；今困于舟中，失其憑依，自無由逞其威武，故雖十萬之衆，除騎兵外，戰鬥力甚薄弱。
而日軍應戰者有四十萬之衆。
就人數而言，以一敵四，豈能必勝？況以客軍孤立海中，主客之勢，既不相如，攻守之利，自相懸絕。
（二）蒙古之滅宋也，宋人力戰，死者甚衆。
今其水手乃江南遺民，未忘國恥，豈肯為敵盡力？如《元史》所載：“水手總管等，不聽節制，辄逃去。
”良非虛言。
方當出兵之時，世祖召大将語曰：“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
”既知不和，而又遣之，宜其敗也。
（三）蒙古軍隊，極其殘酷，所在焚劫，辱人妻女，一二七四年之戰，日人已深銜之矣。
今戰争不力，則國破家亡，如此慘禍，深印入将士之心，故無不力戰者。
又值佛教正盛，舉國信仰，自上皇以及朝臣，争羅僧徒，日夜祈禱。
思想簡單之武人，固謂佛助之矣，因有所恃而不恐。
（四）高麗為蒙古所威脅，國内空乏，人心未服。
世祖诏令造艦，聚兵集糧，又值歲歉，賦稅奇重，人民散離，其從征士卒，願力戰乎？就地勢而言，高麗日本，僅一水之隔，自昔親善；一旦伐之，因而戰勝，且贻後日之憂。
故高麗遣軍助戰，攻破對馬，屢敗日軍，終托故而返。
方元兵之來侵也，龜山上皇禱于神宮，祈以身代國難。
自朝廷以及民間，無不拜佛，借求援助；各地寺僧，誦經念佛，鐘鼓之聲，徹夜不絕。
迨大風破沉元艦，僧徒謂由祈禱之虔，收為己功；朝廷因賜以土地，日益富盛；鐮倉将軍，且建築大寺以答神贶，以至鑄造鐘像，金銅缺乏。
至于将士，效死殺敵，反無賞賜及增加采地。
蓋戰敗元兵，非若源氏之滅平氏，可以奪其土地，分賜将士也。
但自元使來後，迄于戰事之起，戰士日習武藝，所費不赀。
戰勝之後，将軍懼元人報複，令兵嚴防不懈，所耗尤多。
其為守護及地頭者，益借權勢，管治其地，民衆怨憤，北條氏之勢漸衰。
又其輔政者，年少無知，政權因歸于師傅家臣。
當是時也，日本政治之組織，亦雲複矣。
将軍奪天皇之權，北條氏奪将軍之權，北條氏之家臣，又奪其主之權，内部日形分散，又與朝廷争權；天皇朝臣遂共謀之。
先是，八十八代後嵯峨天皇，相繼立其二子後深草天皇、龜山天皇；因偏愛龜山，诏定永以其後為嗣。
及龜山天皇讓位其子，後深草上皇不服，訴于北條時宗。
時宗利皇族分離，因立其子為儲貳。
時宗殁後，龜山一支，有以背上皇遺诏切責關東者。
北條氏乃調停其間，定兩統疊立之議，以十年為互讓期；兩統嫉惡益甚，朝權日微。
北條氏又分藤原氏為五家，令疊為關白以分其勢；任罷之權已操于鐮倉，欲為攝政者，無不逢迎其意。
但久于位者，非鐮倉之利，在位遂不能久。
于是藤原氏以雖為關白，不能有為，惡鐮倉日甚。
會北條高時輔政，耽于酒色，畜犬噬人，賄賂公行，聽訟不公，将士遂紛紛據邑以叛。
後醍醐天皇 一三一八年，九十六代後醍醐天皇即位，時年三十有一，慨皇室之衰微，隐謀恢複。
會高時失政，天皇陰遣親臣二人，遊曆諸郡，審察形勢，密誘将士。
既而事洩，高時議廢帝；天皇賜以誓書，乃止。
會皇太子死，天皇欲廢兩統疊立之議，而立己子；高時固執不可。
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