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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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這些條件的情況下，各式貴族才能保住這些優勢。
這是一種精神上的世襲領地，其“隸屬權”屬于領主。
這裡所說的領主，今天自然就是民衆。
時代不同了，武器也不同。
過去一個方旗騎上，穿上鎖子甲、長矛揮舞得好、出示長矛上的三角旗就行了；今天一個方旗騎士則需要表現出智慧。
過去隻需要膽量的地方，今天則需要肥碩的大腦。
藝術、科學和金錢形成了社會三角，權力的盾形紋章就鑲嵌在這個三角之中，現代的貴族也必須從這裡産生。
一個重要的定理與一個高貴的姓氏縣有同等的價值。
羅特希爾德家族，這當代的富蓋家族（兩者都是有名的銀行家），事實上是王子。
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事實上是一個寡頭，他代表着整個世紀，而且幾乎總是成為法律。
因此，能言善辯，作家的絞盡腦汁，詩人的天才，商人的韌性，将多種光彩奪目的優點集中于一身的政治家的堅強意志，将軍的利刃，這些可以單槍匹馬征服整個社會并強加于社會的本領，當今的貴族應當集所有這一切之大成，努力援為己有，正如往昔貴族階級壟斷了物質力量一樣。
為了保持一國之首的地位，難道不需要一貫稱職地領導國家，成為國家的靈魂和精神，才能使國家聽從指揮麼？沒有發号施令的本領，怎麼能牽着平民的鼻子走呢？不具備手執權杖的軍事家固有的力量，元帥的權杖又有什麼用呢？ 聖日耳曼區曾經玩弄權杖，以為那就是全部權勢。
它完全颠倒了主宰其生存的句子詞序。
它本來應該将刺激平民的貴族家徽扔掉而悄悄地保留權勢，結果卻讓資産階級抓住了權勢，自己死死抓住貴族家徽不放，而且總是将自身居于數量劣勢而不得不服從的必然規律忘在腦後。
人數勉強占社會千分之一的貴族階級，當今也好，往昔也好，都應該大量增加其行動手段，以便在出現重大危機時，能夠以同等的力量與民衆相抗衡。
在當代，行動手段應該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曆史的回憶。
不幸的是，法國的貴族依然沉醉在已經煙消雲散的往日權勢之中，死死抱住那種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态度。
其實用這種态度它很難自衛。
也許這是整個民族的缺陷。
法國人從不向下看，總是從自己所處的地位向更高的程度前進：他自己不斷上升，卻難得可憐不及于他的不幸的人，總是抱怨在他之上還有那麼多幸運兒。
這一點，法國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
雖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甯願聽從理智。
這種民族的本性使法國人總是向前邁進，這種虛榮心也漸漸損害了他們的前程，但卻絕對地支配着他們，正如節約的原則支配着荷蘭人一樣。
這一本性統治貴族階級已達三百年，從這一點來說，法國的貴族階級是地地道道法國式的。
聖日耳曼區的人，一向以其物質方面的優勢推斷自己在智力方面亦占優勢。
法國的一切都使他們對此堅信不疑，因為建立聖日耳曼區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君主政體離開凡爾賽宮那一天便開始了的貴族革命。
自那時以來，除幾段空白以外，聖日耳曼區一直依賴着政權。
他們以為，即使将來，這政權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聖日耳曼區：一八三○年其失敗的原因即在于此。
那時，聖日耳曼區的人猶如沒有根據地的作戰部隊。
他們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時期深深紮根于全民族的心中。
他們犯了這個錯誤，是由于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于對其利害關系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
他們貪圖并無把握的現在，毀掉了确有把握的未來。
産生這一錯誤政策的原因，大約如下。
這些上層人士極力在他們與本國其他人之間保持肉體和精神上的距離，其全部緻命後果就是：四十年來，在貴族階級中培養了個人情感而毀滅了作為社會階層的愛國主義。
往日法國貴族龐大、富有、有權有勢的時候，貴族老爺們在危難時刻能夠從他們之中選出領袖人物，并且服從這些人領導。
待他們變得微不足道以後，簡直就無法接受紀律的約束了。
正如後期羅馬帝國一般，人人都想當皇帝；由于他們的弱點，覺得都是彼此彼此，于是便自以為全部高人一等。
每個家族，或者由于革命而破産，或者由于财産分割而破産，隻考慮自己一家，卻不考慮貴族大家庭。
他們似乎覺得，如果每一個家族都發财緻富了，整個黨派自然就會強大有力。
這是大錯特錯。
金錢也一樣，它隻不過是權勢的一個标志而已。
這些家族的成員，保持着高雅的風俗習慣：彬彬有禮，衣着華麗，語言優美；貴族的那種假正經和傲慢，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已渾然一體。
本來這些習俗隻應該是生活的次要部分，當它成為生活的主要内容時，那就是低級趣味了。
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種固有的價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隻剩下有名無實的東西了。
沒有一個家族膽敢自忖：我們是否已經強大到足以掌權了呢？一八三○年他們隻好與詭辯者一樣甘拜下風。
聖日耳曼區，不能象大人物一樣表現出保護者的姿态，卻象暴發戶一樣貪婪。
一旦在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面前證明了，複辟的貴族階級為自己的利益組織了政權和财政，從這一天起，這個階級便患了不治之症。
現在隻能是寡頭政治的則代，這個階級偏偏要搞貴族政治。
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
凡是比較機靈、仔細閱讀英國上議院議員姓氏的人，都會明白這一點（常常是平民的姓氏）。
當然王國政府不乏美意。
然而它一向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衆心甘情願。
即使關系到民衆的幸福，也是如此。
法蘭西是一個任性的女子。
無論是幸福還是被人任意毆打，都要心甘情願。
德-拉瓦爾公爵（駐羅馬大使，風度極佳）的謙遜美德使他無愧于自己的姓氏，如果過去有許多德-拉瓦爾公爵這樣的人，王室長房的寶座也就會象今天的漢諾威王室寶座那樣牢固了。
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年，法國貴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時代，最貴族化的有産階級，和世界上最女人氣的國家。
聖日耳曼區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牽着中産階級鼻子走，并且逗得它高高興興。
中産階級醉心于出人頭地，愛慕藝術和科學。
然而領導這個偉大的聰敏過人的時代的庸碌之輩，卻全部仇視藝術和科學。
他們需要宗教，但是他們甚至不會将宗教以富有詩意的色彩介紹出來。
如果那樣做，說不定會使人喜歡宗教的。
當拉馬丁、拉末耐、蒙塔朗貝爾及其他幾位天才作家用詩歌為宗教思想鍍金、對宗教思想進行革新或加以發展的時候，每一個敗壞政府聲譽的人卻在讓人品嘗宗教的苦果。
任何一個民族都從未那樣百依百順過，那時節這個民族就象一個十分容易上手的破鞋女人一樣。
任何一個政權也從未幹過更多的蠢事：法蘭西和女人都更喜歡失足。
為了恢複自己的權利，為了建立一個偉大的寡頭政府，聖日耳曼區的貴族必須誠心誠意地仔細搜尋，以便在身上找到拿破侖的銀币；必須開膛破肚向五髒六腑深處要一個主張立憲的黎塞留（法國著名政治家）。
如果這個天才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就必須到冰冷的閣樓上去找。
說不定他正在那裡奄奄待斃。
然後必須将他吸收進去，正如英國上議院經常吸收偶然碰到的貴族一樣。
繼而，命令這個人殘酷無情，将腐爛的枝條砍掉，将貴族大樹加以修剪。
然而，首先，英國托利主義的龐大體系對于小小的頭腦來說，太無邊無際。
要讓這個主義輸入到法國，法國人要花費許多時間。
對這些人來說，緩慢的成功就等于“慘敗”。
其次，這種救世主的政策，是上帝将力量安置于何處，便到何處去找尋。
而我們這些偉大的小人根本不需要這種政策，他們仇視任何不是來自他們自身的力量。
總之，聖日耳曼區不但沒有返老還童，反倒更加老态龍鐘。
貴族頭銜是次要的建制，如果隻在重大的場合出現，仍可以保持。
可是頭銜成了日常争鬥的對象，并不是藝術或莊重與否的問題，反而成了權勢問題。
如果說，對國王的寶座來說，首先是缺少一位顧問，那種與偉大的時代同樣偉大的顧問；那麼貴族尤其缺少的，是對其自身總體利益的認識。
有了這一條，本是可以彌補一切的。
貴族碰到了德-塔萊朗先生的婚事問題便不敢上前，而這塔萊朗是唯一擁有金屬頭腦的人。
在他的頭腦中，能夠花樣翻新地制造出一些政治制度，使各個國家光榮地得到新生。
聖日耳曼區對于并非貴族而擔任大臣職務的人嗤之以鼻，自己又生不出可以擔任大臣職務的優秀貴族。
它本可以真正為國家效力，例如使治安裁判更加高尚，使土地更加肥沃，修建道路和運河，使自己國家成為頗有影響的幅員遼闊的強國等等；但是它卻賣掉自己的土地到交易所去從事投機買賣。
資産階級的活動家、有才幹的人物雄心勃勃，危及國家政權。
它本可以讓這些人進
這是一種精神上的世襲領地，其“隸屬權”屬于領主。
這裡所說的領主，今天自然就是民衆。
時代不同了，武器也不同。
過去一個方旗騎上，穿上鎖子甲、長矛揮舞得好、出示長矛上的三角旗就行了；今天一個方旗騎士則需要表現出智慧。
過去隻需要膽量的地方，今天則需要肥碩的大腦。
藝術、科學和金錢形成了社會三角，權力的盾形紋章就鑲嵌在這個三角之中，現代的貴族也必須從這裡産生。
一個重要的定理與一個高貴的姓氏縣有同等的價值。
羅特希爾德家族，這當代的富蓋家族（兩者都是有名的銀行家），事實上是王子。
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事實上是一個寡頭，他代表着整個世紀，而且幾乎總是成為法律。
因此，能言善辯，作家的絞盡腦汁，詩人的天才，商人的韌性，将多種光彩奪目的優點集中于一身的政治家的堅強意志，将軍的利刃，這些可以單槍匹馬征服整個社會并強加于社會的本領，當今的貴族應當集所有這一切之大成，努力援為己有，正如往昔貴族階級壟斷了物質力量一樣。
為了保持一國之首的地位，難道不需要一貫稱職地領導國家，成為國家的靈魂和精神，才能使國家聽從指揮麼？沒有發号施令的本領，怎麼能牽着平民的鼻子走呢？不具備手執權杖的軍事家固有的力量，元帥的權杖又有什麼用呢？ 聖日耳曼區曾經玩弄權杖，以為那就是全部權勢。
它完全颠倒了主宰其生存的句子詞序。
它本來應該将刺激平民的貴族家徽扔掉而悄悄地保留權勢，結果卻讓資産階級抓住了權勢，自己死死抓住貴族家徽不放，而且總是将自身居于數量劣勢而不得不服從的必然規律忘在腦後。
人數勉強占社會千分之一的貴族階級，當今也好，往昔也好，都應該大量增加其行動手段，以便在出現重大危機時，能夠以同等的力量與民衆相抗衡。
在當代，行動手段應該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曆史的回憶。
不幸的是，法國的貴族依然沉醉在已經煙消雲散的往日權勢之中，死死抱住那種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态度。
其實用這種态度它很難自衛。
也許這是整個民族的缺陷。
法國人從不向下看，總是從自己所處的地位向更高的程度前進：他自己不斷上升，卻難得可憐不及于他的不幸的人，總是抱怨在他之上還有那麼多幸運兒。
這一點，法國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
雖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甯願聽從理智。
這種民族的本性使法國人總是向前邁進，這種虛榮心也漸漸損害了他們的前程，但卻絕對地支配着他們，正如節約的原則支配着荷蘭人一樣。
這一本性統治貴族階級已達三百年，從這一點來說，法國的貴族階級是地地道道法國式的。
聖日耳曼區的人，一向以其物質方面的優勢推斷自己在智力方面亦占優勢。
法國的一切都使他們對此堅信不疑，因為建立聖日耳曼區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君主政體離開凡爾賽宮那一天便開始了的貴族革命。
自那時以來，除幾段空白以外，聖日耳曼區一直依賴着政權。
他們以為，即使将來，這政權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聖日耳曼區：一八三○年其失敗的原因即在于此。
那時，聖日耳曼區的人猶如沒有根據地的作戰部隊。
他們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時期深深紮根于全民族的心中。
他們犯了這個錯誤，是由于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于對其利害關系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
他們貪圖并無把握的現在，毀掉了确有把握的未來。
産生這一錯誤政策的原因，大約如下。
這些上層人士極力在他們與本國其他人之間保持肉體和精神上的距離，其全部緻命後果就是：四十年來，在貴族階級中培養了個人情感而毀滅了作為社會階層的愛國主義。
往日法國貴族龐大、富有、有權有勢的時候，貴族老爺們在危難時刻能夠從他們之中選出領袖人物，并且服從這些人領導。
待他們變得微不足道以後，簡直就無法接受紀律的約束了。
正如後期羅馬帝國一般，人人都想當皇帝；由于他們的弱點，覺得都是彼此彼此，于是便自以為全部高人一等。
每個家族，或者由于革命而破産，或者由于财産分割而破産，隻考慮自己一家，卻不考慮貴族大家庭。
他們似乎覺得，如果每一個家族都發财緻富了，整個黨派自然就會強大有力。
這是大錯特錯。
金錢也一樣，它隻不過是權勢的一個标志而已。
這些家族的成員，保持着高雅的風俗習慣：彬彬有禮，衣着華麗，語言優美；貴族的那種假正經和傲慢，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已渾然一體。
本來這些習俗隻應該是生活的次要部分，當它成為生活的主要内容時，那就是低級趣味了。
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種固有的價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隻剩下有名無實的東西了。
沒有一個家族膽敢自忖：我們是否已經強大到足以掌權了呢？一八三○年他們隻好與詭辯者一樣甘拜下風。
聖日耳曼區，不能象大人物一樣表現出保護者的姿态，卻象暴發戶一樣貪婪。
一旦在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面前證明了，複辟的貴族階級為自己的利益組織了政權和财政，從這一天起，這個階級便患了不治之症。
現在隻能是寡頭政治的則代，這個階級偏偏要搞貴族政治。
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
凡是比較機靈、仔細閱讀英國上議院議員姓氏的人，都會明白這一點（常常是平民的姓氏）。
當然王國政府不乏美意。
然而它一向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衆心甘情願。
即使關系到民衆的幸福，也是如此。
法蘭西是一個任性的女子。
無論是幸福還是被人任意毆打，都要心甘情願。
德-拉瓦爾公爵（駐羅馬大使，風度極佳）的謙遜美德使他無愧于自己的姓氏，如果過去有許多德-拉瓦爾公爵這樣的人，王室長房的寶座也就會象今天的漢諾威王室寶座那樣牢固了。
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年，法國貴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時代，最貴族化的有産階級，和世界上最女人氣的國家。
聖日耳曼區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牽着中産階級鼻子走，并且逗得它高高興興。
中産階級醉心于出人頭地，愛慕藝術和科學。
然而領導這個偉大的聰敏過人的時代的庸碌之輩，卻全部仇視藝術和科學。
他們需要宗教，但是他們甚至不會将宗教以富有詩意的色彩介紹出來。
如果那樣做，說不定會使人喜歡宗教的。
當拉馬丁、拉末耐、蒙塔朗貝爾及其他幾位天才作家用詩歌為宗教思想鍍金、對宗教思想進行革新或加以發展的時候，每一個敗壞政府聲譽的人卻在讓人品嘗宗教的苦果。
任何一個民族都從未那樣百依百順過，那時節這個民族就象一個十分容易上手的破鞋女人一樣。
任何一個政權也從未幹過更多的蠢事：法蘭西和女人都更喜歡失足。
為了恢複自己的權利，為了建立一個偉大的寡頭政府，聖日耳曼區的貴族必須誠心誠意地仔細搜尋，以便在身上找到拿破侖的銀币；必須開膛破肚向五髒六腑深處要一個主張立憲的黎塞留（法國著名政治家）。
如果這個天才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就必須到冰冷的閣樓上去找。
說不定他正在那裡奄奄待斃。
然後必須将他吸收進去，正如英國上議院經常吸收偶然碰到的貴族一樣。
繼而，命令這個人殘酷無情，将腐爛的枝條砍掉，将貴族大樹加以修剪。
然而，首先，英國托利主義的龐大體系對于小小的頭腦來說，太無邊無際。
要讓這個主義輸入到法國，法國人要花費許多時間。
對這些人來說，緩慢的成功就等于“慘敗”。
其次，這種救世主的政策，是上帝将力量安置于何處，便到何處去找尋。
而我們這些偉大的小人根本不需要這種政策，他們仇視任何不是來自他們自身的力量。
總之，聖日耳曼區不但沒有返老還童，反倒更加老态龍鐘。
貴族頭銜是次要的建制，如果隻在重大的場合出現，仍可以保持。
可是頭銜成了日常争鬥的對象，并不是藝術或莊重與否的問題，反而成了權勢問題。
如果說，對國王的寶座來說，首先是缺少一位顧問，那種與偉大的時代同樣偉大的顧問；那麼貴族尤其缺少的，是對其自身總體利益的認識。
有了這一條，本是可以彌補一切的。
貴族碰到了德-塔萊朗先生的婚事問題便不敢上前，而這塔萊朗是唯一擁有金屬頭腦的人。
在他的頭腦中，能夠花樣翻新地制造出一些政治制度，使各個國家光榮地得到新生。
聖日耳曼區對于并非貴族而擔任大臣職務的人嗤之以鼻，自己又生不出可以擔任大臣職務的優秀貴族。
它本可以真正為國家效力，例如使治安裁判更加高尚，使土地更加肥沃，修建道路和運河，使自己國家成為頗有影響的幅員遼闊的強國等等；但是它卻賣掉自己的土地到交易所去從事投機買賣。
資産階級的活動家、有才幹的人物雄心勃勃，危及國家政權。
它本可以讓這些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