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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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多馬-達幹堂區之戀
在法國，人稱之為聖日耳曼區的，既不是一個行政區，也不是一個教派，也不是一個機構，也不是可以明确表示的一件事情。
散發着聖日耳曼區氣息的大公館，在王政廣場、聖奧諾雷區、昂丹大道也有。
所以，已經出現了聖日耳曼區以外的聖日耳曼區。
有些人出生在與其影響相距甚遠的地方，卻可以感受到其影響，并且喜歡這個上流社會；也有的人在這裡出生，卻可能永遠被放逐在外。
舉止，言談，一言以蔽之，聖日耳曼區的風習，四十年來之于巴黎，正如往日宮廷之于巴黎，聖保羅大廈之于十四世紀，盧浮宮之于十五世紀，王宮、朗布依埃公館、王家廣場之于十六世紀，再稍後，凡爾賽宮之于十七、十八世紀一般。
每一曆史階段，上層階級和貴族的巴黎都有其中心，大衆的巴黎亦然。
這每一階段的特點，都向希望觀察或描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提供了廣泛的思考材料。
如果萬一對有關各方和年輕一代來說，經驗還不是完全沒有意義，那麼，到這裡面去探索原因，就不應該僅僅是為了證明這段豔史的性質，而且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尤其對将來來說，要比對現在更加意義深遠。
貴族老爺和總是笨拙地仿效貴族老爺的豪富人家，無論何朝何代，總是使其宅邸遠離人口密集的地方。
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于澤斯公爵為自己修建了漂亮的公館，在自家門前為蒙馬特爾大街開了一口泉水。
除了他的美德之外，這一善行又使他受到民衆的尊敬，以緻他去世時全區大批群衆為他送葬。
那時巴黎的這一角落還相當荒涼。
然而随着巴黎舊城牆的拆毀，大馬路那一邊的沼澤地蓋滿了房屋，于澤斯家族便離開了這所華麗的公館，如今是一位銀行家居住着了。
後來，貴族自以為居于店鋪包圍之中有損身分，也放棄了王家廣場和巴黎中心附近，跨過塞納河，以便在聖日耳曼區自由地呼吸。
那時在聖日耳曼區，以路易十四為他所承認的非婚生子女中的寵兒，杜-梅納公爵修建的公館為中心，一些高樓大廈已經聳立起來。
對那些慣于在富麗堂皇中生活的人來說，難道果真有什麼比擁擠嘈雜、泥濘難行、大呼小叫、臭氣沖天、街道狹窄、萬頭攢動更令人厭惡的麼？商業區或手工作坊區的習慣，難道不總是與大人物的習慣相悸麼？經商的人和勞動的人就寝時，貴族還剛想進晚餐呢；待他們高聲活動的時候，貴族又休息了。
這兩種人的打算永遠碰不到一處：前者算計收入，後者算計支出。
因此，風俗習慣截然不同。
這一評論毫無輕蔑之意。
貴族階級在某種程度上代表着一個社會的思想，正如資産者和無産者代表着社會的體制和行動一樣。
因此，這些不同的力量應該有不同的處所。
從其對抗中，出現了明顯的互不相容現象，這是由于他們各自活動不同而産生的，而不同的活動卻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标。
這些社會方面的不協調乃是一切憲章合乎邏輯的後果。
以緻一位随時準備對憲章發發牢騷的自由黨人，例如抱怨憲章違背崇高的思想之類（實際上下層階級的野心家們正是用崇高的思想來掩蓋他們的真實意圖），對于德-蒙摩朗西親王住在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轉過去的聖馬丁街，對于蘇格蘭王室後裔、費茲一詹姆斯公爵在蒙托格伊街轉過去的瑪麗一斯圖亞特大街擁有自己的公館，大概都會覺得十分可笑的。
“Sintutsunt，antnonsint”（拉丁文：維持現狀也好，不維持現狀也好），教皇這句美妙的話語可以作為各國大人物的座右銘。
每一時代都顯而易見、而且一直為民衆所接受的這一事實，其存在的理由就在自身之中：它既是因，又是果，是一個原則，一條規律。
民衆是通情達理的，隻有在居心叵測的人将他們挑動起來的時候，才會将良知抛在一邊。
這良知以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理為基礎，無論在莫斯科還是在倫敦，無論在日内瓦還是在加爾各答，都是如此。
不論何處，當你将财富不等的家族集會在一定的空間之内，你就會看到，分成上等集團、貴族、第一等級、第二等級、第三等級的社會便自然形成。
平等大約會成為一種“權利”，而任何人類強權都無法将它變成“事實”。
為法國的幸福起見，在全國普及一下這個思想，看來十分有益。
在最不明智的民衆面前，政治上和諧一緻帶來的好處，也能顯示出來。
和諧一緻是秩序的詩篇，而民衆是極其需要秩序的。
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配合，一言以蔽之，就是統一，這難道不是秩序最簡單的表現形式麼？建築、音樂、詩歌，法國的一切，比起其他任何國家來，都更是建立在這一原則之上。
這一原則已寫在法國明确而純潔的語言深處，而語言永遠是一個民族最可靠的表現形式。
因此你會看到，在法國，民衆采用最富有詩意、最悠揚婉轉的曲調，喜愛最簡單明了的思想，喜歡意味深長而明快的圖案。
寥寥數語可以引起一場大革命，在這方面，法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
民衆奮起反抗，從來是試圖将人、事物和各種原則協調統一起來。
然而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法蘭西民族更能感受到，在貴族生活中必須存在統一的思想。
估計是因為任何其他民族都沒有象法蘭西民族這樣深刻理解政治的需要：曆史将看到，法蘭西民族永遠不會倒退。
法蘭西經常上當受騙，但是，也和一個女子上當受騙一樣，是受了最初沒有估計到其意義的慷慨激昂的思想和熱烈感情的欺騙。
如此說來，聖日耳曼區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公館富麗堂皇，花園很大，到處安谧甯靜，與其往日擁有的大量地産十分相稱。
一個階級與整個都城之間這一空間距離，難道不是通過物質形式來表現的二者之間應有的精神距離麼？世間萬物，頭占首要地位。
萬一某個民族将其首腦打翻在地，它遲早會發現，它已經自我毀滅了。
各民族不願死亡，于是要設法再生出一個頭來。
一個民族再也無力使頭再生時，它就要滅亡，如同古羅馬、威尼斯及許多國家已經滅亡一樣。
其他社會活動領域與上層社會之間風習各異所帶來的差别，對貴族階級頭面人物來說，必然具有真正的、重要的意義。
不論什麼國家，不管“政府”以何種形式以現，一旦貴族失去了絕對優越的條件，他們就變得軟弱無力，民衆就會立即将他們推翻。
民衆總是希望财富、權勢和行動掌握在貴族手上、心上、頭腦中。
言談、智慧和榮譽，沒有這三重的權勢，一切特權都會煙消雲散。
各層民衆，如同女人一樣，喜歡任何統治他們的人強有力，如果沒有幾分敬愛，他們的愛情便無法維持。
誰不令他們肅然起敬，他們是不會對他服服帖帖的。
受人蔑視的貴族，正如同懶惰的國王、女人氣的丈夫一樣，因為無能，才變得無用。
所以，大人物均與民衆隔離，且有其獨特的風習。
一言以蔽之，貴族集團的一般舉止習慣，是真正權勢的象征；而他們失去權勢時，這也是他們滅亡的原因。
聖日耳曼區之所以暫時被壓倒，就是因為它不肯承認，要存在必須對自己有所約束。
其實若想永久存在下去，仍然不是什麼難事。
它應該象英國貴族那樣，誠心誠意地及時看到，各種制度都有其多災多難的年頭。
到了那種時候，同樣的詞句已經不具有同樣的含義，同樣的思想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政治生活條件完全改變了形式，而實際内容并沒有根本改觀。
這些思想應該得到進一步的發揮，這段豔史基本上發揮了這些思想。
在這個故事中，它既給原因下了定義，也為事實提供了注解。
莊嚴雄偉的貴族與邸及高樓大廈，内部處處富麗堂宣，陳設精美華麗，構成了一個“場地”。
還未出生便已富有的幸運的主人，自由自在地活動其中，從不受到任何冒犯；慣于從來無需降低身分去計算日常生活細小開支，時間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早早地接受高等教育。
總之，貴族的傳統習慣所賦予他的社會力量，他的對手即使通過學習、再加上堅韌的毅力和志向也很難與之抗衡。
一個從童年起即擁有這等特權的人，一切都應該使他的心靈變得高尚，給他深深打上高度自尊的烙印，最起碼的功效也應該是具有與其高貴姓氏相稱的高尚心靈。
從某幾個家族來說，确實如此。
在聖日耳曼區，這裡那裡，也會遇到行為高尚的人。
但這隻是些例外，從反面證明了普遍的情形是自私自利。
正是這普遍的自私自利，導緻了這個特殊階層的失勢。
法國貴族獲得上述那些優勢，正象一切貴族的精華都獲得了這些優勢一樣。
隻要他們将其存在建立在自己的“領域”之内，各國的上層就會産生貴族的精華。
無論是在地産領域也好；還是金錢領域也好，都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唯一堅實基礎。
然而，隻有在民衆同意給他們這些優勢的條件下，隻有在他們自己能
散發着聖日耳曼區氣息的大公館，在王政廣場、聖奧諾雷區、昂丹大道也有。
所以，已經出現了聖日耳曼區以外的聖日耳曼區。
有些人出生在與其影響相距甚遠的地方，卻可以感受到其影響，并且喜歡這個上流社會；也有的人在這裡出生，卻可能永遠被放逐在外。
舉止，言談，一言以蔽之，聖日耳曼區的風習，四十年來之于巴黎，正如往日宮廷之于巴黎，聖保羅大廈之于十四世紀，盧浮宮之于十五世紀，王宮、朗布依埃公館、王家廣場之于十六世紀，再稍後，凡爾賽宮之于十七、十八世紀一般。
每一曆史階段，上層階級和貴族的巴黎都有其中心，大衆的巴黎亦然。
這每一階段的特點，都向希望觀察或描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提供了廣泛的思考材料。
如果萬一對有關各方和年輕一代來說，經驗還不是完全沒有意義，那麼，到這裡面去探索原因，就不應該僅僅是為了證明這段豔史的性質，而且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尤其對将來來說，要比對現在更加意義深遠。
貴族老爺和總是笨拙地仿效貴族老爺的豪富人家，無論何朝何代，總是使其宅邸遠離人口密集的地方。
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于澤斯公爵為自己修建了漂亮的公館，在自家門前為蒙馬特爾大街開了一口泉水。
除了他的美德之外，這一善行又使他受到民衆的尊敬，以緻他去世時全區大批群衆為他送葬。
那時巴黎的這一角落還相當荒涼。
然而随着巴黎舊城牆的拆毀，大馬路那一邊的沼澤地蓋滿了房屋，于澤斯家族便離開了這所華麗的公館，如今是一位銀行家居住着了。
後來，貴族自以為居于店鋪包圍之中有損身分，也放棄了王家廣場和巴黎中心附近，跨過塞納河，以便在聖日耳曼區自由地呼吸。
那時在聖日耳曼區，以路易十四為他所承認的非婚生子女中的寵兒，杜-梅納公爵修建的公館為中心，一些高樓大廈已經聳立起來。
對那些慣于在富麗堂皇中生活的人來說，難道果真有什麼比擁擠嘈雜、泥濘難行、大呼小叫、臭氣沖天、街道狹窄、萬頭攢動更令人厭惡的麼？商業區或手工作坊區的習慣，難道不總是與大人物的習慣相悸麼？經商的人和勞動的人就寝時，貴族還剛想進晚餐呢；待他們高聲活動的時候，貴族又休息了。
這兩種人的打算永遠碰不到一處：前者算計收入，後者算計支出。
因此，風俗習慣截然不同。
這一評論毫無輕蔑之意。
貴族階級在某種程度上代表着一個社會的思想，正如資産者和無産者代表着社會的體制和行動一樣。
因此，這些不同的力量應該有不同的處所。
從其對抗中，出現了明顯的互不相容現象，這是由于他們各自活動不同而産生的，而不同的活動卻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标。
這些社會方面的不協調乃是一切憲章合乎邏輯的後果。
以緻一位随時準備對憲章發發牢騷的自由黨人，例如抱怨憲章違背崇高的思想之類（實際上下層階級的野心家們正是用崇高的思想來掩蓋他們的真實意圖），對于德-蒙摩朗西親王住在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轉過去的聖馬丁街，對于蘇格蘭王室後裔、費茲一詹姆斯公爵在蒙托格伊街轉過去的瑪麗一斯圖亞特大街擁有自己的公館，大概都會覺得十分可笑的。
“Sintutsunt，antnonsint”（拉丁文：維持現狀也好，不維持現狀也好），教皇這句美妙的話語可以作為各國大人物的座右銘。
每一時代都顯而易見、而且一直為民衆所接受的這一事實，其存在的理由就在自身之中：它既是因，又是果，是一個原則，一條規律。
民衆是通情達理的，隻有在居心叵測的人将他們挑動起來的時候，才會将良知抛在一邊。
這良知以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理為基礎，無論在莫斯科還是在倫敦，無論在日内瓦還是在加爾各答，都是如此。
不論何處，當你将财富不等的家族集會在一定的空間之内，你就會看到，分成上等集團、貴族、第一等級、第二等級、第三等級的社會便自然形成。
平等大約會成為一種“權利”，而任何人類強權都無法将它變成“事實”。
為法國的幸福起見，在全國普及一下這個思想，看來十分有益。
在最不明智的民衆面前，政治上和諧一緻帶來的好處，也能顯示出來。
和諧一緻是秩序的詩篇，而民衆是極其需要秩序的。
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配合，一言以蔽之，就是統一，這難道不是秩序最簡單的表現形式麼？建築、音樂、詩歌，法國的一切，比起其他任何國家來，都更是建立在這一原則之上。
這一原則已寫在法國明确而純潔的語言深處，而語言永遠是一個民族最可靠的表現形式。
因此你會看到，在法國，民衆采用最富有詩意、最悠揚婉轉的曲調，喜愛最簡單明了的思想，喜歡意味深長而明快的圖案。
寥寥數語可以引起一場大革命，在這方面，法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
民衆奮起反抗，從來是試圖将人、事物和各種原則協調統一起來。
然而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法蘭西民族更能感受到，在貴族生活中必須存在統一的思想。
估計是因為任何其他民族都沒有象法蘭西民族這樣深刻理解政治的需要：曆史将看到，法蘭西民族永遠不會倒退。
法蘭西經常上當受騙，但是，也和一個女子上當受騙一樣，是受了最初沒有估計到其意義的慷慨激昂的思想和熱烈感情的欺騙。
如此說來，聖日耳曼區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公館富麗堂皇，花園很大，到處安谧甯靜，與其往日擁有的大量地産十分相稱。
一個階級與整個都城之間這一空間距離，難道不是通過物質形式來表現的二者之間應有的精神距離麼？世間萬物，頭占首要地位。
萬一某個民族将其首腦打翻在地，它遲早會發現，它已經自我毀滅了。
各民族不願死亡，于是要設法再生出一個頭來。
一個民族再也無力使頭再生時，它就要滅亡，如同古羅馬、威尼斯及許多國家已經滅亡一樣。
其他社會活動領域與上層社會之間風習各異所帶來的差别，對貴族階級頭面人物來說，必然具有真正的、重要的意義。
不論什麼國家，不管“政府”以何種形式以現，一旦貴族失去了絕對優越的條件，他們就變得軟弱無力，民衆就會立即将他們推翻。
民衆總是希望财富、權勢和行動掌握在貴族手上、心上、頭腦中。
言談、智慧和榮譽，沒有這三重的權勢，一切特權都會煙消雲散。
各層民衆，如同女人一樣，喜歡任何統治他們的人強有力，如果沒有幾分敬愛，他們的愛情便無法維持。
誰不令他們肅然起敬，他們是不會對他服服帖帖的。
受人蔑視的貴族，正如同懶惰的國王、女人氣的丈夫一樣，因為無能，才變得無用。
所以，大人物均與民衆隔離，且有其獨特的風習。
一言以蔽之，貴族集團的一般舉止習慣，是真正權勢的象征；而他們失去權勢時，這也是他們滅亡的原因。
聖日耳曼區之所以暫時被壓倒，就是因為它不肯承認，要存在必須對自己有所約束。
其實若想永久存在下去，仍然不是什麼難事。
它應該象英國貴族那樣，誠心誠意地及時看到，各種制度都有其多災多難的年頭。
到了那種時候，同樣的詞句已經不具有同樣的含義，同樣的思想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政治生活條件完全改變了形式，而實際内容并沒有根本改觀。
這些思想應該得到進一步的發揮，這段豔史基本上發揮了這些思想。
在這個故事中，它既給原因下了定義，也為事實提供了注解。
莊嚴雄偉的貴族與邸及高樓大廈，内部處處富麗堂宣，陳設精美華麗，構成了一個“場地”。
還未出生便已富有的幸運的主人，自由自在地活動其中，從不受到任何冒犯；慣于從來無需降低身分去計算日常生活細小開支，時間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早早地接受高等教育。
總之，貴族的傳統習慣所賦予他的社會力量，他的對手即使通過學習、再加上堅韌的毅力和志向也很難與之抗衡。
一個從童年起即擁有這等特權的人，一切都應該使他的心靈變得高尚，給他深深打上高度自尊的烙印，最起碼的功效也應該是具有與其高貴姓氏相稱的高尚心靈。
從某幾個家族來說，确實如此。
在聖日耳曼區，這裡那裡，也會遇到行為高尚的人。
但這隻是些例外，從反面證明了普遍的情形是自私自利。
正是這普遍的自私自利，導緻了這個特殊階層的失勢。
法國貴族獲得上述那些優勢，正象一切貴族的精華都獲得了這些優勢一樣。
隻要他們将其存在建立在自己的“領域”之内，各國的上層就會産生貴族的精華。
無論是在地産領域也好；還是金錢領域也好，都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唯一堅實基礎。
然而，隻有在民衆同意給他們這些優勢的條件下，隻有在他們自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