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治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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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後，也許在極大程度上應該處于完全自覺的水平以下。
醫院裡的外科醫生被一長排病床的景象和聲音所刺激，如果隻看到少數幾個病人送到他房裡來，工作會提不起勁。
但是他在工作時間唯一意識到的就是治病救人這個宗旨，大腦、眼睛和手的半無意識沖動都和諧地集中在這個宗旨上。
多數成年政治家意識到新的罪惡可能比意識到新的美德得益更大。
例如，有一天，&ldquo輿論&rdquo這個詞本身可能被公認為最危險的政治罪惡的代名詞。
人們可能借助習慣和聯想教會自己去懷疑那些在他們不動腦筋的情況下莫名其妙地鑽進他們頭腦裡的傾向和信念，而這些傾向和信念隻要其來源未被追究，任何一個被雇用來制造的聰明的組織者都能制造。
世界上最容易統治的國家乃是居住着一批不信奉國教的商人的國家，他們在生活中從來不進行政治推理，一發現自己頭腦裡有一個強烈的政治信念，就宣稱那是個&ldquo良心&rdquo問題，因此不在懷疑或考慮的範疇之内。
但是，可能有人會問，認為柏拉圖的&ldquo靈魂和諧&rdquo概念&mdash&mdash感情與理智兩者因自覺協調而強化&mdash&mdash能成為現代國家總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豈不是空想嗎？在日俄戰争之前，恐怕多數人會回答是。
現在多數人會回答不是。
日本人在某些方面的理智道德概念顯然比例如法國人差。
例如，我們聽到過不少事情，證明在日本大學裡，思想自由并不總是獲得重視。
但是，在備戰年代以及戰争年代中，日本人的兼感情和理智而有之的态度中有一種在歐洲人看來是嶄新的東西。
拿破侖堅決反對那些把事物看作他們希望是的事物的&ldquo空想家&rdquo，在他本人屈服于他自己的幻想以前，将他們化為了齑粉。
但是我們把拿破侖的洞察力歸之于自私。
在日本這個國家裡，每個士兵在戰争中都超過拿破侖，都比拿破侖更加決心不是看到偉大的原則或突出的傳統，而是看到鐵的事實；然而他們的愛國主義熱情卻比甘必大[16]還熾烈。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日本人遺傳的組織性，但更可能是他們的心理環境的影響。
他們對科學概念表示由衷的歡迎，這個概念是首先在歐洲得到詳盡闡述的，目前依然在同一些舊的觀念作鬥争。
對日本人來說，科學是同天理聯合而且确實是融為一體的，自從他們通過中國從印度學會天理以來，天理永遠是他們的各種宗教的基礎。
因此，他們養成了一種宿命論的而非聽天由命的人生觀，使絕對服從造化與不懈地思考和行動結合起來。
人們希望，在西方國家，宗教的感情傳統和哲學傳統與科學所引進的新的理智任務觀念之間能發生同樣的融合。
這種融合将會産生巨大的政治影響。
但是眼下這種希望尚難實現。
在整個基督教界，舊信仰與新知識之間不可避免的沖突，恐怕不僅在宗教的結論與科學的結論之間，而且還在宗教的心理習慣與科學的心理習慣之間産生了分歧。
今天的科學家不再夢想從一位英國主教那裡學會一條規律（就像他們的前輩從巴特勒主教那裡學會行為蓋然性學說）&mdash&mdash信仰決不可固定，必須永遠向新證據的最小征象開放，在必須行動的時候，要堅決按照不完善的知識（如果那是可以獲得的最好的知識）行動，就像按照最完善的論證行動一樣。
最新的一道梵蒂岡通谕的方針不會讓更多的修道院院長像門德爾[17]修道院院長那樣在多年耐心觀察中為機體進化得出一個新的生物基礎。
在政治中，心理習慣的作用遠比接受或拒不接受教條或證據來得重要。
當一個英國教士坐在早餐桌前閱讀《泰晤士報》或《郵報》時，他對當天新聞的看法不是取決于他相信或不相信就不抵抗和貧窮發出某些訓誡的人是上帝本人，而是取決于他所受的留心自己見解的起因的訓練程度。
事實上，詹姆森博士關于約翰内斯堡襲擊的聲明像号角一樣激動了多數教士，而關于最近的一位社會黨議員不是正人君子的暗示則在他們當中産生了一種真正厭惡和失望的情緒。
因此，新的理智行為理想可能要等從許多方面涉及我們生活的心理态度發生更大變化後才能在政治中産生有效影響。
總有一天，理智和感情協調一緻的概念将會在我們道德意識的最深處取代目前可憎的混亂和無益的争鬥。
當那一天來臨後，政治中許多現在不可能的事情都将變為可能。
政治家不僅能夠控制和引導自身的沖動，對其性質了解得更充分，而且還能使聽衆理解他的目的。
那時，大臣和議員們将會從日本最好的官方報紙那種我們聽來非常奇怪的質樸的語言中找到最有力的表達方式，而公民将學會像日本軍隊期望他們的将軍那樣期望他們的議員殚思極慮，隻有那樣，人類才既成為自然的仆人又成為自然的主人。
*** [1]博林布魯克（1678&mdash1751）：英國政治家、作家。
&mdash&mdash譯者 [2]斯威夫特（1667&mdash1745）：英國諷刺作家。
&mdash&mdash譯者 [3]迪斯累裡（1804&mdash1881）：英國首相，保守黨領袖。
&mdash&mdash譯者 [4]倫道夫·丘吉爾（1849&mdash1895）：英國政治家，英國保守黨内有影響的人物。
&mdash&mdash譯者 [5]巴涅爾（1846&mdash1891）：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愛爾蘭自治派領袖。
&mdash&mdash譯者 [6]英國議會記錄（行業糾紛議案，上院，1906年12月4日），第703頁。
[7]據報道，潘克赫斯特夫人曾在1908年7月26日出版的《觀察家》中說過這樣一段話：&ldquo無論被稱為婦女參政主義者的婦女是些什麼樣的人，她們至少懂得如何同公衆取得聯系。
她們掌握了時代精神，學會了廣告的藝術。
&rdquo [8]錢德拉·帕爾（1858&mdash1932）：印度1905年民族運動領導人。
&mdash&mdash譯者 [9]引于1907年6月3日《泰晤士報》。
[10]切斯特頓（1874&mdash1936）：英國評論家、詩人、散文作家和小說家，著有時事評論集《異教徒》，反映他在南非戰争中堅決袒護布爾人的觀點。
&mdash&mdash譯者 [11]《異教徒》，1905年版，第136頁。
[12]櫻草會：為紀念英國保守黨政治家迪斯累裡而成立的一個組織。
&mdash&mdash譯者 [13]萊爾（1797&mdash1875）：英國地質學家。
&mdash&mdash譯者 [14]索福克勒斯（前496&mdash前406）：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今存世之作有《俄狄浦斯·科隆諾斯》等七部悲劇。
&mdash&mdash譯者 [15]伊普爾和布魯日均為比利時的著名風景勝地。
&mdash&mdash譯者 [16]甘必大（1838&mdash1882）：法國總理，第三共和國奠基人之一。
&mdash&mdash譯者 [17]門德爾（1822&mdash1884）：植物學家，修道院院長。
&mdash&mdash譯者
醫院裡的外科醫生被一長排病床的景象和聲音所刺激，如果隻看到少數幾個病人送到他房裡來，工作會提不起勁。
但是他在工作時間唯一意識到的就是治病救人這個宗旨，大腦、眼睛和手的半無意識沖動都和諧地集中在這個宗旨上。
多數成年政治家意識到新的罪惡可能比意識到新的美德得益更大。
例如，有一天，&ldquo輿論&rdquo這個詞本身可能被公認為最危險的政治罪惡的代名詞。
人們可能借助習慣和聯想教會自己去懷疑那些在他們不動腦筋的情況下莫名其妙地鑽進他們頭腦裡的傾向和信念，而這些傾向和信念隻要其來源未被追究，任何一個被雇用來制造的聰明的組織者都能制造。
世界上最容易統治的國家乃是居住着一批不信奉國教的商人的國家，他們在生活中從來不進行政治推理，一發現自己頭腦裡有一個強烈的政治信念，就宣稱那是個&ldquo良心&rdquo問題，因此不在懷疑或考慮的範疇之内。
但是，可能有人會問，認為柏拉圖的&ldquo靈魂和諧&rdquo概念&mdash&mdash感情與理智兩者因自覺協調而強化&mdash&mdash能成為現代國家總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豈不是空想嗎？在日俄戰争之前，恐怕多數人會回答是。
現在多數人會回答不是。
日本人在某些方面的理智道德概念顯然比例如法國人差。
例如，我們聽到過不少事情，證明在日本大學裡，思想自由并不總是獲得重視。
但是，在備戰年代以及戰争年代中，日本人的兼感情和理智而有之的态度中有一種在歐洲人看來是嶄新的東西。
拿破侖堅決反對那些把事物看作他們希望是的事物的&ldquo空想家&rdquo，在他本人屈服于他自己的幻想以前，将他們化為了齑粉。
但是我們把拿破侖的洞察力歸之于自私。
在日本這個國家裡，每個士兵在戰争中都超過拿破侖，都比拿破侖更加決心不是看到偉大的原則或突出的傳統，而是看到鐵的事實；然而他們的愛國主義熱情卻比甘必大[16]還熾烈。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日本人遺傳的組織性，但更可能是他們的心理環境的影響。
他們對科學概念表示由衷的歡迎，這個概念是首先在歐洲得到詳盡闡述的，目前依然在同一些舊的觀念作鬥争。
對日本人來說，科學是同天理聯合而且确實是融為一體的，自從他們通過中國從印度學會天理以來，天理永遠是他們的各種宗教的基礎。
因此，他們養成了一種宿命論的而非聽天由命的人生觀，使絕對服從造化與不懈地思考和行動結合起來。
人們希望，在西方國家，宗教的感情傳統和哲學傳統與科學所引進的新的理智任務觀念之間能發生同樣的融合。
這種融合将會産生巨大的政治影響。
但是眼下這種希望尚難實現。
在整個基督教界，舊信仰與新知識之間不可避免的沖突，恐怕不僅在宗教的結論與科學的結論之間，而且還在宗教的心理習慣與科學的心理習慣之間産生了分歧。
今天的科學家不再夢想從一位英國主教那裡學會一條規律（就像他們的前輩從巴特勒主教那裡學會行為蓋然性學說）&mdash&mdash信仰決不可固定，必須永遠向新證據的最小征象開放，在必須行動的時候，要堅決按照不完善的知識（如果那是可以獲得的最好的知識）行動，就像按照最完善的論證行動一樣。
最新的一道梵蒂岡通谕的方針不會讓更多的修道院院長像門德爾[17]修道院院長那樣在多年耐心觀察中為機體進化得出一個新的生物基礎。
在政治中，心理習慣的作用遠比接受或拒不接受教條或證據來得重要。
當一個英國教士坐在早餐桌前閱讀《泰晤士報》或《郵報》時，他對當天新聞的看法不是取決于他相信或不相信就不抵抗和貧窮發出某些訓誡的人是上帝本人，而是取決于他所受的留心自己見解的起因的訓練程度。
事實上，詹姆森博士關于約翰内斯堡襲擊的聲明像号角一樣激動了多數教士，而關于最近的一位社會黨議員不是正人君子的暗示則在他們當中産生了一種真正厭惡和失望的情緒。
因此，新的理智行為理想可能要等從許多方面涉及我們生活的心理态度發生更大變化後才能在政治中産生有效影響。
總有一天，理智和感情協調一緻的概念将會在我們道德意識的最深處取代目前可憎的混亂和無益的争鬥。
當那一天來臨後，政治中許多現在不可能的事情都将變為可能。
政治家不僅能夠控制和引導自身的沖動，對其性質了解得更充分，而且還能使聽衆理解他的目的。
那時，大臣和議員們将會從日本最好的官方報紙那種我們聽來非常奇怪的質樸的語言中找到最有力的表達方式，而公民将學會像日本軍隊期望他們的将軍那樣期望他們的議員殚思極慮，隻有那樣，人類才既成為自然的仆人又成為自然的主人。
*** [1]博林布魯克（1678&mdash1751）：英國政治家、作家。
&mdash&mdash譯者 [2]斯威夫特（1667&mdash1745）：英國諷刺作家。
&mdash&mdash譯者 [3]迪斯累裡（1804&mdash1881）：英國首相，保守黨領袖。
&mdash&mdash譯者 [4]倫道夫·丘吉爾（1849&mdash1895）：英國政治家，英國保守黨内有影響的人物。
&mdash&mdash譯者 [5]巴涅爾（1846&mdash1891）：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愛爾蘭自治派領袖。
&mdash&mdash譯者 [6]英國議會記錄（行業糾紛議案，上院，1906年12月4日），第703頁。
[7]據報道，潘克赫斯特夫人曾在1908年7月26日出版的《觀察家》中說過這樣一段話：&ldquo無論被稱為婦女參政主義者的婦女是些什麼樣的人，她們至少懂得如何同公衆取得聯系。
她們掌握了時代精神，學會了廣告的藝術。
&rdquo [8]錢德拉·帕爾（1858&mdash1932）：印度1905年民族運動領導人。
&mdash&mdash譯者 [9]引于1907年6月3日《泰晤士報》。
[10]切斯特頓（1874&mdash1936）：英國評論家、詩人、散文作家和小說家，著有時事評論集《異教徒》，反映他在南非戰争中堅決袒護布爾人的觀點。
&mdash&mdash譯者 [11]《異教徒》，1905年版，第136頁。
[12]櫻草會：為紀念英國保守黨政治家迪斯累裡而成立的一個組織。
&mdash&mdash譯者 [13]萊爾（1797&mdash1875）：英國地質學家。
&mdash&mdash譯者 [14]索福克勒斯（前496&mdash前406）：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今存世之作有《俄狄浦斯·科隆諾斯》等七部悲劇。
&mdash&mdash譯者 [15]伊普爾和布魯日均為比利時的著名風景勝地。
&mdash&mdash譯者 [16]甘必大（1838&mdash1882）：法國總理，第三共和國奠基人之一。
&mdash&mdash譯者 [17]門德爾（1822&mdash1884）：植物學家，修道院院長。
&mdash&mdash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