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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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性與家庭、宗教和工業的關系，而且還按照人性與某些政治制度的關系來研究人性。
然而，社會學對政治學的影響至今仍微乎其微。
我個人認為，這種把政治研究同人性研究割裂開來的傾向隻是思想史上一個短暫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延續期間，它對政治學以及政治行為的影響很可能是有害的，已經有迹象表明這個階段行将結束。
常有人說，如果工作要做得徹底，道德科學必須像自然科學一樣有分工。
但是這種分工事實上是辦不到的。
政治研究者必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一種人性概念，自覺性越差，越可能被這種概念支配。
如果他本人有豐富的政治生活經驗，他的不自覺的假設可能是有用的；如果沒有的話，那它們肯定會使人誤入歧途。
例如，羅斯福先生論《美國人的理想》這本小冊子是有用的，因為當他考慮到政治中的人時，他考慮的是他所熟知的政治家。
讀過這本書的人會感到美國大學教授們所寫的許多更系統地論述政治的書是無用的，就因為作者們談論的是些抽象的人，這些人是按照他們所覺察不到的、從未以經驗或研究核實過的假設形成的。
在涉及人的行為的其他學科中，研究所做之事與研究做該事之人之間是沒有區分的。
在犯罪學方面，比卡利亞和邊沁早就指出，那種把罪行的分類同對犯人的研究割裂開來的法理學是多麼危險。
他們所掌握的人性概念已被進化心理學取代，但是諸如隆勃羅梭這樣的現代思想家已把新的心理學用來為一種新的和富有成效的犯罪學服務。
還有在教育學方面，洛克、盧梭、赫伯特以及博學多才的邊沁都把他們的教育理論建立在人性概念之上。
這些概念和作為他們的政治理論基礎的概念是一樣的，而且都受現代知識的影響。
在短短一個時期内，就連英國師範學院的教師們也打算像在政治中一樣把研究人的體制同研究人性區分開來。
在這個時期内，教學方法的講授與教育理論的講授各行其是。
前者僅僅成為最佳學校的組織和教學的叙述和比較，後者則是孔美紐斯、洛克或盧梭等經典作家的解說，偶爾也穿插些評論和批評；它們酷似那些關于亞裡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的非正式講話，這些講話冠以政治理論的名義，在我當年在牛津大學攻讀古典文學時構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插曲。
但是，雖然牛津講座依然故我，師範學院關于教育理論的講授卻開始發生變化，同醫科學生培養中發生的變化一樣巨大，解剖學的教師們不再講解權威人士的經典著作，而是開始自己負起責任，最充分地說明他們所掌握的有關人體構造的因素。
這個變化的原因顯然是：牛津大學的政治理論講師往往不是政治家，師範學院的教學理論講師卻無一不是教師，對他們來說，任何新知識能否有助于他們的工作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因此，人們發現，在威廉·詹姆斯、勞埃德·摩根和斯坦利·霍爾等教授的領導下，一門進步的教育科學正在蓬勃發展，它一方面研究各種類型的學校組織和方法，一方面刻意從專門實驗、内省以及其他學科了解兒童的真實情況。
以現代心理學為基礎的現代教育學已經對其教師受過專業訓練的學校發生影響。
教育學的事例逐年增加，它已經避免在沉悶的授課上浪費許多時間，已經使數以千計的教師對工作有了新的認識，并且使千千萬萬兒童增進了知識和快樂。
我寫本書是為了說明：政治學狀況的相應改變是可能的。
在龐大的大學人員隊伍裡，一批數量不斷增加的政治學教授和政治研究者在孜孜不倦地埋頭工作。
我不由地想到，随着歲月的流逝，他們當中更多的人将會求助于那種作為道德科學老夥伴的對人的研究。
在每一個大城市中，許許多多人由于希望獲得比目前的政治論戰更使人滿意的東西而在晚上聚會。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非正式的領導和老師，在這些人身上，已能看出對提供的替換辦法表示不耐煩，這些辦法要麼是單純将現行各種機制作比較，要麼是奢談社會主義或個人主義、民主主義或貴族主義對人的合适性，而人的天性則被認為理所當然。
如果拙著為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思想家所閱讀，我将極力主張：對政治中的人性的研究工作如果由許多飽學之士通力進行，不僅會加深和拓寬我們對政治體制的知識，而且還會打開一個未被發掘過的政治創造力的寶庫。
*** [1]指1867年英國第二個選舉法修正案通過。
&mdash&mdash譯者 [2]卡萊爾（1795&mdash1881）：英國作家、評論家、曆史家。
&mdash&mdash譯者 [3]《人對國家》第69頁。
&ldquo仁慈的私人戰争使一個人拼命從另一個人的肩膀爬上去。
&rdquo
然而，社會學對政治學的影響至今仍微乎其微。
我個人認為，這種把政治研究同人性研究割裂開來的傾向隻是思想史上一個短暫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延續期間，它對政治學以及政治行為的影響很可能是有害的，已經有迹象表明這個階段行将結束。
常有人說，如果工作要做得徹底，道德科學必須像自然科學一樣有分工。
但是這種分工事實上是辦不到的。
政治研究者必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一種人性概念，自覺性越差，越可能被這種概念支配。
如果他本人有豐富的政治生活經驗，他的不自覺的假設可能是有用的；如果沒有的話，那它們肯定會使人誤入歧途。
例如，羅斯福先生論《美國人的理想》這本小冊子是有用的，因為當他考慮到政治中的人時，他考慮的是他所熟知的政治家。
讀過這本書的人會感到美國大學教授們所寫的許多更系統地論述政治的書是無用的，就因為作者們談論的是些抽象的人，這些人是按照他們所覺察不到的、從未以經驗或研究核實過的假設形成的。
在涉及人的行為的其他學科中，研究所做之事與研究做該事之人之間是沒有區分的。
在犯罪學方面，比卡利亞和邊沁早就指出，那種把罪行的分類同對犯人的研究割裂開來的法理學是多麼危險。
他們所掌握的人性概念已被進化心理學取代，但是諸如隆勃羅梭這樣的現代思想家已把新的心理學用來為一種新的和富有成效的犯罪學服務。
還有在教育學方面，洛克、盧梭、赫伯特以及博學多才的邊沁都把他們的教育理論建立在人性概念之上。
這些概念和作為他們的政治理論基礎的概念是一樣的，而且都受現代知識的影響。
在短短一個時期内，就連英國師範學院的教師們也打算像在政治中一樣把研究人的體制同研究人性區分開來。
在這個時期内，教學方法的講授與教育理論的講授各行其是。
前者僅僅成為最佳學校的組織和教學的叙述和比較，後者則是孔美紐斯、洛克或盧梭等經典作家的解說，偶爾也穿插些評論和批評；它們酷似那些關于亞裡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的非正式講話，這些講話冠以政治理論的名義，在我當年在牛津大學攻讀古典文學時構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插曲。
但是，雖然牛津講座依然故我，師範學院關于教育理論的講授卻開始發生變化，同醫科學生培養中發生的變化一樣巨大，解剖學的教師們不再講解權威人士的經典著作，而是開始自己負起責任，最充分地說明他們所掌握的有關人體構造的因素。
這個變化的原因顯然是：牛津大學的政治理論講師往往不是政治家，師範學院的教學理論講師卻無一不是教師，對他們來說，任何新知識能否有助于他們的工作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因此，人們發現，在威廉·詹姆斯、勞埃德·摩根和斯坦利·霍爾等教授的領導下，一門進步的教育科學正在蓬勃發展，它一方面研究各種類型的學校組織和方法，一方面刻意從專門實驗、内省以及其他學科了解兒童的真實情況。
以現代心理學為基礎的現代教育學已經對其教師受過專業訓練的學校發生影響。
教育學的事例逐年增加，它已經避免在沉悶的授課上浪費許多時間，已經使數以千計的教師對工作有了新的認識，并且使千千萬萬兒童增進了知識和快樂。
我寫本書是為了說明：政治學狀況的相應改變是可能的。
在龐大的大學人員隊伍裡，一批數量不斷增加的政治學教授和政治研究者在孜孜不倦地埋頭工作。
我不由地想到，随着歲月的流逝，他們當中更多的人将會求助于那種作為道德科學老夥伴的對人的研究。
在每一個大城市中，許許多多人由于希望獲得比目前的政治論戰更使人滿意的東西而在晚上聚會。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非正式的領導和老師，在這些人身上，已能看出對提供的替換辦法表示不耐煩，這些辦法要麼是單純将現行各種機制作比較，要麼是奢談社會主義或個人主義、民主主義或貴族主義對人的合适性，而人的天性則被認為理所當然。
如果拙著為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思想家所閱讀，我将極力主張：對政治中的人性的研究工作如果由許多飽學之士通力進行，不僅會加深和拓寬我們對政治體制的知識，而且還會打開一個未被發掘過的政治創造力的寶庫。
*** [1]指1867年英國第二個選舉法修正案通過。
&mdash&mdash譯者 [2]卡萊爾（1795&mdash1881）：英國作家、評論家、曆史家。
&mdash&mdash譯者 [3]《人對國家》第69頁。
&ldquo仁慈的私人戰争使一個人拼命從另一個人的肩膀爬上去。
&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