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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mdash&mdash代議政體，第134頁）
我們的政治心理基礎概念中正在發生的變化還會使關于代議民主的辯論重新展開。
在辯論中,一些老的論據将不再被承認為有效，不少政治思想家（尤其是學過自然科學的）很可能會重新撿起柏拉圖關于由一批經過選擇和受過訓練、生活在&ldquo表面世界&rdquo之外的人掌權的專制政體的建議；雖然英國在印度的經曆表明，即使最精心選擇的官員也仍然隻能生活在&ldquo表面世界&rdquo之内，而所謂&ldquo好政府需要被統治者同意&rdquo這一論據的有效性并不取決于它固有的唯理智論聯想。
然而，我們思考政治的新方法必然不僅會改變&ldquo同意&rdquo這一論據的形式，而且還會改變&ldquo同意&rdquo借以表達的制度的形式。
一次選舉（和陪審團審判一樣）将會被而且已經開始被看作是在正确條件下作出正确決定的方法，而不是将業已作出的決定予以确認的機械手段。
各種關于使老的唯理智論傳統持續下去的選舉改革的建議仍層出不窮，而政權的普及也會使代議政體的運行發生新的困難。
但是那種既要增進選民的知識和公共精神又不許對選民施加過重壓力的代議概念将會傳播開去。
（第三章&mdash&mdash關于官員的思考，第159頁） 對普選産生的政治力量進行的定量觀察表明，非選舉産生的官員的工作在任何有效民主組織中都是重要的。
非選舉産生的官員與選舉産生的代表之間應當是什麼樣的關系呢？對于這個問題，英國的輿論已經顯示出一種反對唯理智論代議政體概念的迹象。
我們承認下述事實：絕大多數國家官員是由一項既不是被個别議員也不是被整個議會操縱的制度所任用的，官員隻要忠于職守即可保持職位，他們是我們據以作出政治判斷的某些最困難問題的主要信息來源。
同一制度未貫徹于我們的地方政府純屬偶然。
但是，這樣半無意識地把一個部分地獨立的文官系統當作一個既成事實來接受是不夠的。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我們想要我們的官員做些什麼，并研究我們目前的任用方式，尤其是我們目前的組織官員工作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實現那個意圖的最有效手段。
（第四章&mdash&mdash國家和人類，第176頁） 政治思想中的各種新傾向會對政治團結的感情條件和理智條件産生什麼影響呢？ 在古老的城邦裡，政府的管轄範圍與人的視力和記憶力所及的範圍相一緻，可以發展一種地方感情，而在目前&ldquo消除了地方性&rdquo的人們中則不可能。
因此，一個現代國家的團結不能取決于觀察到的事實，而隻能取決于想象的事實。
現存歐洲民族國家的兩位締造者馬志尼和俾斯麥認為，一個國家的可能的幅員取決于民族同一性，亦即一個國家的每一成員必須相信所有其他成員都和他自己相像這一可能性。
俾斯麥認為真正的同一程度是這種信念的必要基礎，可以用&ldquo鐵血政策&rdquo取得；馬志尼則認為人類已經分成許多同一的集團，歐洲應按其界線重建。
兩者都深信不同民族類型的個人之間是不可能有政治團結感情的。
在過去二十五年裡，這個關于由許多同一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概念已被下述兩點變得更加困難：①現代國家中各種獨立的民族感情繼續存在和甚至增強；②事實上，歐洲人種和非歐洲人種已處于更密切的政治關系。
因此，企圖把民族同一和團結的傳統轉嫁給一個現代世界帝國的全體居民或其中居統治地位的種族成員，是抹煞事實真相，并增強了戰争的危險。
但是，我們能獲得一種不是基于對每個人都相像的信念而是基于每個人都不相像這一認識的政治感情嗎？達爾文關于個人與種族差異之間關系的證據如果不伴有作為一種道德責任的&ldquo生存鬥争&rdquo概念，就可能産生這樣一種感情。
事實上，種族間甚至帝國間的戰争可被比作物種進化中必不可少的階段。
但是當代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種族都可以從個人的自覺合作而不是盲目沖突中最有效地獲得進步；整個物種的進步也會來自以承認種族及個人差異的價值為基礎的自覺的世界性宗旨，而不僅僅來自鬥争。
在辯論中,一些老的論據将不再被承認為有效，不少政治思想家（尤其是學過自然科學的）很可能會重新撿起柏拉圖關于由一批經過選擇和受過訓練、生活在&ldquo表面世界&rdquo之外的人掌權的專制政體的建議；雖然英國在印度的經曆表明，即使最精心選擇的官員也仍然隻能生活在&ldquo表面世界&rdquo之内，而所謂&ldquo好政府需要被統治者同意&rdquo這一論據的有效性并不取決于它固有的唯理智論聯想。
然而，我們思考政治的新方法必然不僅會改變&ldquo同意&rdquo這一論據的形式，而且還會改變&ldquo同意&rdquo借以表達的制度的形式。
一次選舉（和陪審團審判一樣）将會被而且已經開始被看作是在正确條件下作出正确決定的方法，而不是将業已作出的決定予以确認的機械手段。
各種關于使老的唯理智論傳統持續下去的選舉改革的建議仍層出不窮，而政權的普及也會使代議政體的運行發生新的困難。
但是那種既要增進選民的知識和公共精神又不許對選民施加過重壓力的代議概念将會傳播開去。
（第三章&mdash&mdash關于官員的思考，第159頁） 對普選産生的政治力量進行的定量觀察表明，非選舉産生的官員的工作在任何有效民主組織中都是重要的。
非選舉産生的官員與選舉産生的代表之間應當是什麼樣的關系呢？對于這個問題，英國的輿論已經顯示出一種反對唯理智論代議政體概念的迹象。
我們承認下述事實：絕大多數國家官員是由一項既不是被個别議員也不是被整個議會操縱的制度所任用的，官員隻要忠于職守即可保持職位，他們是我們據以作出政治判斷的某些最困難問題的主要信息來源。
同一制度未貫徹于我們的地方政府純屬偶然。
但是，這樣半無意識地把一個部分地獨立的文官系統當作一個既成事實來接受是不夠的。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我們想要我們的官員做些什麼，并研究我們目前的任用方式，尤其是我們目前的組織官員工作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實現那個意圖的最有效手段。
（第四章&mdash&mdash國家和人類，第176頁） 政治思想中的各種新傾向會對政治團結的感情條件和理智條件産生什麼影響呢？ 在古老的城邦裡，政府的管轄範圍與人的視力和記憶力所及的範圍相一緻，可以發展一種地方感情，而在目前&ldquo消除了地方性&rdquo的人們中則不可能。
因此，一個現代國家的團結不能取決于觀察到的事實，而隻能取決于想象的事實。
現存歐洲民族國家的兩位締造者馬志尼和俾斯麥認為，一個國家的可能的幅員取決于民族同一性，亦即一個國家的每一成員必須相信所有其他成員都和他自己相像這一可能性。
俾斯麥認為真正的同一程度是這種信念的必要基礎，可以用&ldquo鐵血政策&rdquo取得；馬志尼則認為人類已經分成許多同一的集團，歐洲應按其界線重建。
兩者都深信不同民族類型的個人之間是不可能有政治團結感情的。
在過去二十五年裡，這個關于由許多同一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概念已被下述兩點變得更加困難：①現代國家中各種獨立的民族感情繼續存在和甚至增強；②事實上，歐洲人種和非歐洲人種已處于更密切的政治關系。
因此，企圖把民族同一和團結的傳統轉嫁給一個現代世界帝國的全體居民或其中居統治地位的種族成員，是抹煞事實真相，并增強了戰争的危險。
但是，我們能獲得一種不是基于對每個人都相像的信念而是基于每個人都不相像這一認識的政治感情嗎？達爾文關于個人與種族差異之間關系的證據如果不伴有作為一種道德責任的&ldquo生存鬥争&rdquo概念，就可能産生這樣一種感情。
事實上，種族間甚至帝國間的戰争可被比作物種進化中必不可少的階段。
但是當代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種族都可以從個人的自覺合作而不是盲目沖突中最有效地獲得進步；整個物種的進步也會來自以承認種族及個人差異的價值為基礎的自覺的世界性宗旨，而不僅僅來自鬥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