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出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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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細說三國》之前
××主編要我把當年在重慶“開講三國”的經過，向年輕一代讀者說一說。
我真有點不好意思。
怕說得太多了，叫人難以相信。
所以，我隻想輕描淡寫說一下。
當年在重慶捧過我的場，而今日在台灣的，人數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謝他們，因為他們到今天還在背後捧我，見面的時候鼓勵我。
他們甚至“加油添醋”，給了我不少我無權接受的榮譽。
例如，說我講了《紅樓夢》，又說我是中國最早的一位演講賣票的人。
在中國最先以賣票的方式演講的，不是我，而是戰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
他所講的是政治問題。
在重慶最先以賣票方式演講的，似乎是我。
但是，龔德柏先生說，是他。
大概是他，也許還是我，記不清了。
在外國首先賣票演講的，可能是馬克·吐溫（MarkTwain）。
也許是另一人。
讓将來的有心人，以這個題目寫一篇博士論文罷。
我開始講《三國》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連講了十天。
地點是在重慶：中一路、黃家垭口的山東省立實驗劇院。
為什麼要在實驗劇院？因為，院長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當時名叫藍蘋，其後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員的老師）；王泊生把該院的大禮堂借給我，不收場租。
為什麼要講十天？因為，一天講不完。
說書人講《三國》，講上一兩年，也每每講不完。
十天，隻不過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與若幹值得一談的小事，濃縮了又濃縮，給聽衆提供一個提綱挈領的叙述而已。
十天的講題，每天換一個，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為什麼要講？為什麼要賣票？為什麼不講别的，偏要講《三國》？為什麼要講？是為了賣票。
不是為了講而賣票，是為了賣票而講。
為什麼要賣票？因為窮。
為什麼窮？因為通貨膨脹。
戰前，我的一個月薪水，可以買一百雙皮鞋，或四十擔米。
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專任薪水隻買得了一雙皮鞋。
買了皮鞋，便無錢買米。
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當時，有了免費的場子，我卻沒有現款去登報上的廣告、印刷入場的票。
好心的《中央日報》社同仁，特許我先登廣告，後收廣告費。
印刷公司也讓我先印入場的票，後收印刷費。
在門口賣票、收票的，是幾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們純盡義務，不收報酬。
沒想到，一炮打響，窮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
第一天，便來了三百多人。
每人的門票是法币四十元（當時美金一元的官價，是法币二十元）。
一連十天，總收入相當于我的教授薪水幾十個月。
其後，重慶近郊化龍橋的熱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講，重慶下半城的民衆也邀我到都郵街附近的合作會堂，講了一串。
這兩串，我都隻講了五天。
一方面，我似乎覺得錢賺得太多，會遭造物者忌；一方面，也确是精力有所不及。
天天晚上站在那裡，一口氣指手畫腳，說上兩個多鐘點，一連五天已經夠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講十天，是因為在下午講，并且當時頗有點要錢不要命的決心）。
再其
我真有點不好意思。
怕說得太多了，叫人難以相信。
所以，我隻想輕描淡寫說一下。
當年在重慶捧過我的場，而今日在台灣的，人數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謝他們，因為他們到今天還在背後捧我，見面的時候鼓勵我。
他們甚至“加油添醋”，給了我不少我無權接受的榮譽。
例如，說我講了《紅樓夢》，又說我是中國最早的一位演講賣票的人。
在中國最先以賣票的方式演講的，不是我，而是戰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
他所講的是政治問題。
在重慶最先以賣票方式演講的，似乎是我。
但是，龔德柏先生說，是他。
大概是他，也許還是我，記不清了。
在外國首先賣票演講的，可能是馬克·吐溫（MarkTwain）。
也許是另一人。
讓将來的有心人，以這個題目寫一篇博士論文罷。
我開始講《三國》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連講了十天。
地點是在重慶：中一路、黃家垭口的山東省立實驗劇院。
為什麼要在實驗劇院？因為，院長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當時名叫藍蘋，其後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員的老師）；王泊生把該院的大禮堂借給我，不收場租。
為什麼要講十天？因為，一天講不完。
說書人講《三國》，講上一兩年，也每每講不完。
十天，隻不過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與若幹值得一談的小事，濃縮了又濃縮，給聽衆提供一個提綱挈領的叙述而已。
十天的講題，每天換一個，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為什麼要講？為什麼要賣票？為什麼不講别的，偏要講《三國》？為什麼要講？是為了賣票。
不是為了講而賣票，是為了賣票而講。
為什麼要賣票？因為窮。
為什麼窮？因為通貨膨脹。
戰前，我的一個月薪水，可以買一百雙皮鞋，或四十擔米。
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專任薪水隻買得了一雙皮鞋。
買了皮鞋，便無錢買米。
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當時，有了免費的場子，我卻沒有現款去登報上的廣告、印刷入場的票。
好心的《中央日報》社同仁，特許我先登廣告，後收廣告費。
印刷公司也讓我先印入場的票，後收印刷費。
在門口賣票、收票的，是幾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們純盡義務，不收報酬。
沒想到，一炮打響，窮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
第一天，便來了三百多人。
每人的門票是法币四十元（當時美金一元的官價，是法币二十元）。
一連十天，總收入相當于我的教授薪水幾十個月。
其後，重慶近郊化龍橋的熱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講，重慶下半城的民衆也邀我到都郵街附近的合作會堂，講了一串。
這兩串，我都隻講了五天。
一方面，我似乎覺得錢賺得太多，會遭造物者忌；一方面，也确是精力有所不及。
天天晚上站在那裡，一口氣指手畫腳，說上兩個多鐘點，一連五天已經夠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講十天，是因為在下午講，并且當時頗有點要錢不要命的決心）。
再其